目前，泰國數位經濟與社會部與科技罪案組合作，正在搜集相關資料進行調查，若有犯罪行為將依法處理。

這時，青少年們的表情從浮躁轉為若有所思，我們重新開始團體活動，這一次，大家讓我帶完了討論。我也想藉由自己的經驗，分享一些建立信任感的嘗試。

被排擠時的我，非常依賴同事的支援，當時兩位同組同事都比較資深、案主們也比較信賴和尊重他們。如同我也不會隨便讓人對我的人生指指點點，不會因為社工滿懷善意，案主就理所當然的需要感激你的存在、全然配合你的建議、願意真實分享自己的困難。隨著時間推移，在團體上，因著同事的幫忙，以及我對於青少年群體的慢慢熟悉，也讓我在溝通、討論、帶領團體上慢慢抓到訣竅和有所調整，也找到讓彼此舒服一些的帶領方式。在個案工作上，我也在服務過程中和服務對象一起面對生命中的各樣困難，他們慢慢對我改觀，關係也有所好轉。一次是我在安置機構實習，因為耿直（白目）的在團體面前說，必須把某個人的一些談話內容通報社工，後來我被當「告密仔」，遭全體成員排擠。

通常，隨著他願意分享的事被聆聽了、感受到我願意和他一起努力嘗試、想辦法，他會願意分享、合作的部分也會越來越多。但畢竟青少年也不想明目張膽的和社工作對，雖然不喜歡你但也沒有真的想要傷害你，所以不太有攻擊行為。再者，多數同僚都是自掃門前雪，不太願意捲入是非，所以他們不太可能冒著得罪大象的風險去站在受害者一邊，或者去揭露霸凌的行為。

職場沉默只是基本款，在多數人看來，霸凌者更強壯，有權力，這正是自己缺少的，所以模仿霸凌者的行為會更有成就感，造成旁人不僅不會為受虐者說話，幫腔、說謊、推卸、抹黑，才是常見與霸凌者同流合污的套餐，正因為沒有人制止霸凌行為，它才會如此泛濫。綜上所述，多元共融職場最大的阻礙其主因是「組織的腦袋只能有一個」，那個腦袋就是機關的首長，多元共融的信念幾乎和建立管理手段及掌權者相違背，對於部屬的要求主管更喜歡忠誠、聽話的工具人，最忌諱有思想、提出疑問、有挑戰性的菜鳥。文：左邊女孩 勞動節剛過，台鐵罷工事件還在讓無數人不斷提出反思，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提升職場的權益呢？很多人都會提出說「多元共融職場」。以上這些價值觀看似新穎，但現今職場上來自不同年齡、階級、性別及種族的多元職場早已存在，而教育中也有尊重、友愛及互助的觀念，到了職場上這一切都不適用？為什麼仍時有所聞同事被欺負，甚至自己可能也曾遭受職場的各種不平等、性騷擾、霸凌的經驗，卻說不出口或一再隱忍？ 是不是在倡導價值的同時，我們更應該優先了解職場到底有哪些不能說的秘密，抓出至今都無法實現「多元共融職場」的兇手？ 房間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是英國的一個諺語，內容意旨房間裡有一頭大象，但裡面的人卻視而不見，所以房間裡的大象常常被用來比喻合謀的沉默，指人們對於那些非常明顯，但是大家選擇集體避而不談的社會現象。

為了生存，我們不能比長官還有能力，於是退化成只會說「好的」工具人， 只能沉默的縮在房間角落或只能含淚「被辭職」。到處都是大象的職場生態：全場只能有一個人說話 台灣目前國家考試只要符合資格（除了少數類別）不論性別、種族、宗教、寬鬆的年齡限制及障礙者都能參加。

主管層級的比例更顯示出職場「玻璃天花版」的存在。而下一階層的長官們，他們的身分便是聽令首長的牆頭草和爪牙，是握有決定基層人員升遷、考績、甚至去留的階級，而這層階級大多主管因為已不再碰觸實質業務，專業生疏，因此也特別敏感，他們最大的任務是說話和聽話，但耐心已給了上司，而對下屬的溝通特性只剩說話而不聽，尤其「官場」裡，通常只接受現場官位最大的那一位說話。在公務機關的管理階層上，首長幾乎是官派、少有行政經驗、也可以在名額內帶來數名他們的親信，形成外行領導內行的體制，只有短期任職，不用考慮行政成本，因為他們的負責任就是拍拍屁股走人。自戀型領導者不一定有更傑出的能力，但他們更懂得逢迎他人和隱藏自我

以上這些價值觀看似新穎，但現今職場上來自不同年齡、階級、性別及種族的多元職場早已存在，而教育中也有尊重、友愛及互助的觀念，到了職場上這一切都不適用？為什麼仍時有所聞同事被欺負，甚至自己可能也曾遭受職場的各種不平等、性騷擾、霸凌的經驗，卻說不出口或一再隱忍？ 是不是在倡導價值的同時，我們更應該優先了解職場到底有哪些不能說的秘密，抓出至今都無法實現「多元共融職場」的兇手？ 房間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是英國的一個諺語，內容意旨房間裡有一頭大象，但裡面的人卻視而不見，所以房間裡的大象常常被用來比喻合謀的沉默，指人們對於那些非常明顯，但是大家選擇集體避而不談的社會現象。文：左邊女孩 勞動節剛過，台鐵罷工事件還在讓無數人不斷提出反思，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提升職場的權益呢？很多人都會提出說「多元共融職場」。主管層級的比例更顯示出職場「玻璃天花版」的存在。到處都是大象的職場生態：全場只能有一個人說話 台灣目前國家考試只要符合資格（除了少數類別）不論性別、種族、宗教、寬鬆的年齡限制及障礙者都能參加。

根據行政院2020年5月發布的統計資料，整體公務人員男女大約各半（50.2：49.8，總共53萬人左右），看似人數平等，但實質權力真的平等了嗎？ 如果只聽上層階級的話，我們必須從上層階級來檢視裡面是那些人，加入更多元的領導階級與人數有機會真正共融。綜上所述，多元共融職場最大的阻礙其主因是「組織的腦袋只能有一個」，那個腦袋就是機關的首長，多元共融的信念幾乎和建立管理手段及掌權者相違背，對於部屬的要求主管更喜歡忠誠、聽話的工具人，最忌諱有思想、提出疑問、有挑戰性的菜鳥。

職場沉默只是基本款，在多數人看來，霸凌者更強壯，有權力，這正是自己缺少的，所以模仿霸凌者的行為會更有成就感，造成旁人不僅不會為受虐者說話，幫腔、說謊、推卸、抹黑，才是常見與霸凌者同流合污的套餐，正因為沒有人制止霸凌行為，它才會如此泛濫。所以， 當有一些人喊著要創造公正、自主的職場環境時，我不禁懷疑，誰又敢真正對抗權勢者和整個體制，說出「你們就是大象？」 升遷由少數人決定 《女人迷Womany》於2022年募集1,962份有效問卷，超過6成民眾表示組織內會容忍年齡、性別、種族等玩笑，而最常見的職場偏見前三名分別為性別偏見 （57.3%）、年齡偏見（50.9%）、身體外貌偏見（41%）。

在公務機關的管理階層上，首長幾乎是官派、少有行政經驗、也可以在名額內帶來數名他們的親信，形成外行領導內行的體制，只有短期任職，不用考慮行政成本，因為他們的負責任就是拍拍屁股走人。對別人不同意見，反而會朝向更極端的方式發展，傾向用「報復」的方式回應批評，像是欺凌、欺騙、騷擾。自戀型領導者不一定有更傑出的能力，但他們更懂得逢迎他人和隱藏自我。再者，多數同僚都是自掃門前雪，不太願意捲入是非，所以他們不太可能冒著得罪大象的風險去站在受害者一邊，或者去揭露霸凌的行為。〈民主化後最「男」內閣：用人唯才？台灣性別很平等了嗎？〉一文指出，我們必須進一步在公務機關以官職等來看，發現男女比例的落差極大，尤其中央單位。而下一階層的長官們，他們的身分便是聽令首長的牆頭草和爪牙，是握有決定基層人員升遷、考績、甚至去留的階級，而這層階級大多主管因為已不再碰觸實質業務，專業生疏，因此也特別敏感，他們最大的任務是說話和聽話，但耐心已給了上司，而對下屬的溝通特性只剩說話而不聽，尤其「官場」裡，通常只接受現場官位最大的那一位說話。

公務職場，從來不是多元共融，反而是歷史悠久鞏固階級的戰場。《天下文化》曾報導，喬治亞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艾米．布魯內爾（Amy Brunell）研究歷屆美國總統的「自戀指數」分數，高於一般民眾。

作者以那些從未出現過女性首長的部會來觀察，女性公務員比例其實都佔了不少：行政院（58%）、外交部（44%）、教育部（65%）、國防部（58%）、環保署（45%）、科技部（51%）、農委會（48%）、退輔會（49%）。為了生存，我們不能比長官還有能力，於是退化成只會說「好的」工具人， 只能沉默的縮在房間角落或只能含淚「被辭職」。

當主管們從自信變成了自大、當主管都膨脹變成大象，剩下房間裡的少數人類，也就是基層職員，意識到職場房間根本如同戰場，步步驚心的不是業務績效有多少，而是會被長官掃射到的機率有多少然而，戰爭卻打亂了這樣的公共衛生計畫，許多報導已經在探討這個戰爭傷亡之外的人道危機，包括藥物成癮、愛滋病、以及C型肝炎病毒、肺結核在內的大量患者都將因醫療藥物中斷造成健康嚴重的影響，甚至失去生命。

但有別於西方特別是北美文化對「癮」的道德靈性與生物醫學的意涵，也就是這是可以透過多重管道來管理調整的個人意志問題，蘇聯計畫經濟、權威領導、集體生活遺緒下的醫學知識對此有著偏向生理物質性的認知，亦即成癮的習慣是因為長時間暴露於外在刺激、影響體內神經網絡路徑而造成的結果。因此，治療並控制鴉片類藥物成癮被認為是防治愛滋病的關鍵，其中最被重視的策略是藥物輔助治療法（medication-assisted treatments, MAT），也就是用醫療機構核准的鴉片替代藥物如美沙冬（methadone）和丁基原啡因（Buprenorphine）並結合心理諮商和其他行為治療的一套療程。它使戰爭的發動有名目、影響著士兵對現實的理解。烏克蘭衛生部愛滋病中心2013年的資料則顯示有45％的愛滋病毒感染是藥物注射造成的，而在1998年，所有已知的愛滋病毒案例中高達80％在注射藥物。

讓我們先把時間倒轉回到俄國於二月二十四日正式發動軍事行動入侵烏克蘭的隔天，總統普亭於聯邦安全會議上報告了戰事初期的狀況。先不論普亭是意有所指還是無心之言，鴉片類藥物成癮在烏克蘭是一個相當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與愛滋病毒的傳染流行更是密切相關。

每一場戰爭都有這樣的框架，透過報導、宣傳、數據調查、國際局勢走向不斷流通下去。目前烏克蘭共有約二十六萬個愛滋病毒感染者，而鴉片類藥物注射者則約三十一萬人。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20年的資料，烏克蘭擁有該年度歐洲最高的愛滋病毒感染發生率（每十萬人有37.5個案例），而因為藥物注射而感染的狀況也是全歐洲最嚴重的。人類學家珍妮佛・卡羅（Jennifer Carroll）的民族誌《毒癮：烏克蘭的藥物、愛滋病毒和公民身份》（Narkomania: Drugs, HIV, and Citizenship in Ukraine）提供了精彩的分析，解釋了普亭「毒蟲」的指控或許不只是人格的詆毀，而別有深意。

雖然事實查核組織已指出這是出於俄國資訊操盤網站的抹黑，但到現在還是有如親俄議員基瓦（Ilya Kyva）在說澤倫斯基患有毒癮意志不堅、受到西方控制的這種言論在散佈。書名「毒癮」（narkomania）一詞是烏克蘭稱呼並理解藥物成癮的用語，與普亭的用詞相當，意思是無法控制的狂熱。有一個說法是他在暗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2019年總統大選時開始流傳的吸毒謠言，當時甚至還有澤倫斯基與尋求連任的對手波洛申科同時公開驗血證明沒有毒癮的劇碼。但鴉片類藥物成癮不只是戰爭的背景，更是戰爭的框架。

這本於2019年出版的傑出作品探索了烏克蘭這個夾處於歐洲和俄國之間的後蘇聯國家如何透過藥物成癮問題的治療策略以及公共衛生政策彰顯其主權、制訂其公民身份、安排其國界，回應俄國由東而來的步步進逼，在現在俄國對烏克蘭的侵略中讀起來更是擲地有聲。框架能夠區隔出什麼能被算作「生命」，什麼無法。

他呼籲烏克蘭軍隊推翻腐敗的基輔政權與俄方和談，不要聽命於一群「毒蟲和新納粹份子」。這兩種邏輯產生了截然不同的治療方針：前者是輔助療法（MAT），強調在「正常」情境如家中以低成癮藥物的服用逐步減少患者對針頭施打的鴉片類藥物如海洛因的依賴，並減輕戒斷症狀。

它更能使戰火不限於戰場之上，例如在九一一事件後的「反恐戰爭」中將國土上的移民議題捲入其中、女性主義政治與進步的性觀念被動員起來對抗穆斯林社群、多元文化主義也隨之被討論起來。文：林浩立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現在已經將近五十天，除了造成超過四百二十萬名難民躲避戰火遠離家園外（有些甚至遠赴美墨邊境），平民的確認死亡數據也有一千六百多人，但實際人數絕對不只於此，而現在又有俄軍在基輔附近城市的屠殺證據。